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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颖校长工作室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日志

 
 

致敬先生  

2016-04-17 20:49:36|  分类: 工作心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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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两日,有雨微澜。凉瑟时时袭来,难怪有人说就连呼出的气息,都仿若感受不到温度。这样的日子,唯有一卷在握,打开喜欢的文字,走进另一种时光。还好,这群民国先生,孜孜身行,足以慰藉我这位勉能以“同一从业者”相称的小人物: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本《先生》由深圳电视台录制的纪录片《先生》编写而成,再现了民国十位先生的“背影”: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说过,五四运动到解放前这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而本书前言的标题是“100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助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何树青进而总结: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上展示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从两位我最不熟悉的说起:马相伯与竺可桢。作为教育后人,对两位“先生”竟然如此陌生,我想不仅能以“羞愧”遮蔽之,且看与他们名字相连的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与浙江大学。

    马相伯先生真正投身教育、建立大学是1903年,时年他已是60几岁的老人,可谓“大器晚成”。尽管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立学堂为先”,但是从事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也非他早年的兴趣,但是一种家国情怀、乱世担当的责任感,使他“半路出家”创办了震旦大学与复旦大学,并协助成立了辅仁大学。因为震旦是一所耶稣教会学校,所以他倡导“学术自由,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也因此与教会的分歧不断激化,最后被逐出震旦,后创办复旦大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释义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既寓意新学校像朝阳一样,也有光复震旦的意思。他有很多的创造,比如我们今天说中国的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所涉及的课程、教育方法,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原创力。他还主张文理并重、要打好语言基础、必须要训练逻辑思维,现在中国最早的形式逻辑的教科书是马相伯编的。19394月,第150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当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贺电这样评价这位教育老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竺可桢,这个名字过去仅仅与气象学家联系在一起,却不曾想过他在教育上有过如此之成就。这位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后来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起初并非本意。历史学者散木说:“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遴选,一般是以有清望,又有相应的背景(学者、留学、人脉)为标准,而竺可桢全数合格。”也因此蒋介石软硬兼施“请他任教”,起初,他当然在推脱与搪塞,但是在调研了浙大的当时状况后,他的想法改变了,散木认为,从竺可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后来同意出任浙大校长主要是出于公心。“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当时蒋介石要求所有大学需进行党化教育)之手,而党(国民党)之被人操纵已毫无疑义”,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接任时,有一个“半年”之约,但是紧接着战火纷飞,竺可桢早已将当初的约定抛之脑后,带着“浙大”一路辗转,在1940年,终于结束了历时两年多的“文军”长征,经历四迁之后安定与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就是在贵州偏僻的山乡,竺可桢竟然奇迹般的将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地方大学,办成了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李约瑟来到湄潭进行学术交流,看到浙大的状况非常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边远山区里,竟然有着这样一所治学严谨的高校,李约瑟称当时的浙大为“东方剑桥”,浙大的很多教授后来都认为,自己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段是在贵州湄潭,这与竺可桢一生“求是”的精神不无关联。竺可桢说:“一个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生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有数据统计,西迁时期的浙大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50多人。

    再说一位传奇先生:梁漱溟。之所以说他,不仅因为他是十位先生中唯一一位没有留学经历的人,还因为很难想象,却已成为事实: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止步于中学,即学历也就是一个中学毕业。但是他却能被蔡元培请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这是不是一部传奇?他与鲁迅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两位思想家。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因为对儒家思想的保护和坚守,美国人艾恺将梁漱溟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位儒家。”

       1909年陈寅恪从马相伯创办的复旦公学毕业,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这是他一生的唯一一张文凭,此后陈寅恪辗转留学13年,先后到德国、瑞士、法国以及哈佛大学就读,他只是致力于学问探究,从不关心学分之类,认为“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学问了。”最终他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8中外语的能力。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傅斯年评价他:“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胡适评价他:“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见识、最能用材料的人。”而时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力荐陈寅恪来清华国学院的原因是,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接下来,蔡元培与北大、胡适与北大、张伯苓与南开、梅贻琦与清华,以及晏阳初与中国平民教育与世界乡村教育、陶行知与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真乃: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卷隽永!“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有道是:“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夜阑珊,雨仍淅沥,“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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